一位顾客拉着家人在此选购了几款糕点，当北青报记者问她是否注意到这家鲍师傅招牌上还有“金典”二字时，她说：“这个还真没注意，反正都叫鲍师傅，我就记得美食节目推荐过鲍师傅的肉松小贝是招牌，我吃过北京好几个地方的鲍师傅了，感觉口味都差不多。确实有的地方叫金典、有的地方叫至尊，但我们也分不清各种鲍师傅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距离这家金典鲍师傅富力城店800米左右，位于双井桥东北的九龙花园附近，又一家鲍师傅近期刚在此开了新店。

除了双井地区的各种鲍师傅让普通消费者真假难辨，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鲍师傅华威店附近，在不到一公里的街区，另一家名为“精品鲍师傅”的门店也有数人开始排队购买，其店员表示，该店为鲍师傅的加盟门店，销售的是正宗鲍师傅产品。

调查

鲍师傅突然成网红山寨者紧随其后

鲍师傅是一家分布在北京街头的连锁糕点铺。虽然每一家店的店面只有几平方米，但一些店铺门前却有长长的队伍。去年开始，鲍师傅突然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微博上好几个颇有影响力的美食博主都美滋滋地贴出了鲍师傅的招牌肉松蛋糕，诱人的图片引无数吃货纷纷产生购买欲望。

在鲍师傅热潮之下，以鲍师傅为主题的“系列门店”早已在京城如雨后春笋，遍地铺开。这些店铺不论是糕点样式、广告宣传，还是装修风格，都与正品鲍师傅相差无几，更有甚者，毫无顾忌地将商标与鲍师傅做得一模一样，让人难分真假。

近期北青报记者在西四北大街距离鲍师傅西安门店不到200米的地方看到一家名为“金典鲍师傅糕点”的门店，店内陈列的糕点品类、售价、包装袋与鲍师傅家几乎如出一辙，三款肉松小贝、柴鸡蛋无糖蛋糕、奶香提子酥等鲍师傅经典款都有售。

当北青报记者询问“金典鲍师傅”店员，该店与鲍师傅门店的关系时，对方称：“我们使用的原料和所卖的糕点都是一样的，只是老板不是同一人。”

此外，“经典鲍师傅”、“京鲍师傅”、“至尊鲍师傅”、“鲍大师傅”、“鲍老师糕点”等系列门店已在京城遍地开花，不断开设门店。“说实话我吃了多年正宗的鲍师傅，也比较过金典鲍师傅的肉松小贝，确实从口感上两家吃不出什么太大差异。”消费者王女士说。

原装鲍师傅在北京仅14家

通过商标注册信息查询，北青报记者发现，申请注册“鲍师傅”商标的公司中有一家北京鲍才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注册时间2014年，鲍才胜任法人、执行董事及经理。

经过近一个月的沟通，一向谢绝媒体采访的鲍才胜终于坐在本报记者面前金典鲍师傅糕点加盟，谈起了创业之路。

今年43岁的鲍才胜来自中国面包之乡——江西资溪县，“网络词条上说，我们全县12.6万人中有一支近4万人的‘面包大军’，从夫妻档开始把面包店开到全国千余个城镇。”2004年，鲍才胜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全家人在朝阳区传媒大学附近开了一家面包房，并且首创了肉松小贝这一品类金典鲍师傅糕点加盟，“2008年我们把这家店盘出去了，我也是在这一年开始转型做窗口型的特色糕点店，当年在阜成门、雍和宫、长椿街三个地方开了‘鲍师傅’，并陆续研发出不同口味的肉松小贝、提子酥、枣糕、蛋黄酥等20多个品种。我们一直希望能将鲍师傅打造成百年老店。”

从2013年开始，鲍才胜逐渐开始对门店进行扩张，每年开业至少3家左右，逐渐达到目前北京地区的14家直营门店，员工人数也从最初的七八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几百人，“在外地，我们仅在天津开了2家，今年2月才在上海人民广场开了一家，近期会再开两家。”

从2014年开始，鲍才胜已经发现不断有人在山寨他们，“有些成气候的山寨者也不是一家公司在经营，里面也分很多派系。”

鲍才胜透露，甚至他们从2008年已经撤离的传媒大学那家门店原址，如今也经营着一家山寨的“鲍师傅”，“我们经常会接到消费者电话投诉说买了哪款糕点，味道不好。但当我们仔细一问购买的地址，发现并不是我们的门店。”鲍才胜说，他估计北京地区的假冒鲍师傅高达百余家，而更让他防不胜防的还有天津的30多家山寨店。现在上海虽然只开了一家店，但当地成几何状也冒出了近百家各种鲍师傅。

维权

“山寨鲍师傅牌子摘掉，过不了多久又挂出来”

鲍才胜介绍，公司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市场营销，美食节目都是主动上门拍摄取材，他连美食达人的各种网络推荐都没看过，但当发现越来越多的假冒鲍师傅出现后，他才开始想到注册商标，而且一直在反思该如何面对目前混乱的市场现状：“如果山寨抄袭能这么容易占领市场，谁还会发扬创新精神？当然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在维权意识上比较欠缺，商标注册的时间也有些晚了。”

从2013年申请“鲍师傅”商标注册，到2014年注册成功，拿到商标注册后，鲍才胜正式开始了维权之路。去年他向北京城6区的工商部门提供了30余份侵权报告，今年前四月已经提交了十几份，但由于“鲍师傅”并不属于知名商标，工商执法部门的惩戒力度有限，走行政执法的过程历时又比较长，与此同时，大批山寨门店因为违法成本低不断冒头，而对于鲍才胜来说，维权成本高的现状也令他十分挠头。“如果走法律程序打掉这百余家假冒门店，我们测算过，不算时间成本至少要投入几百万元成本，这么多钱我花在产品研发、企业建设上不是更好吗。”

鲍才胜说，原本公司核心团队70%的精力在产品研发、推广上，现在反而掉过来，大部分精力都在维权上。“我们刚开始维权的目标比较低，只希望工商部门能摘掉侵权方的门头牌匾，有的地区工商部门介入后，对方会摘掉，但过不了多久又挂出来了。”鲍才胜坦言，在维权的过程中他们经常接到恐吓电话，甚至有不明身份的人到门店里去闹。

打假成效不高曾一度让他感到有些气馁，但他和团队一直没有放弃维权的信念。不过近日在天津打的一个商标维权官司，终于在今年4月25日拿到天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决商标侵权胜诉的判决书。本组文并摄/本报记者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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