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系列之179怎样理解贤贤易色？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1.7）

子夏这番话比较不好懂的是第一句——“贤贤易色”。钱穆的解释是“一个人能好人之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论语新解》），李泽厚则说是“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论语今读》），不若李零教授看得细。李零教授说：“前人对‘易’字有三种理解，代替、改易、轻视。我认为，第一说最好，第三说最坏。”为什么呢？因为李教授认为“‘贤贤易色’就是孔子两次提到的‘好德如好色’。它的意思是，要像‘好色’一样‘好德’……用‘好德’代替‘好色’，不是戒色，而是像男人好女人那么来劲儿，有内在冲动，情不能已。女人又不是什么坏东西，非戒不可。子夏移好色之心以好贤，完全符合老师的教导。”（《丧家狗》）

李教授的看法过于绝对，而且太过以今人的眼光看问题，故有斟酌的必要。

孔子的确两度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9.18和15.13），所以后汉何晏注这句时说：“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孔子慨叹则是因为人们不能以好色的心好德。这该是李教授“代替”论的依据。

南朝皇侃疏文说：“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贤贤贤，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则此人便是贤于贤者。”这个说法与何晏的注不同，该是李教授所谓的第二种理解——改易。朱熹的“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也和这样的想法呼应。

到了唐初，颜师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易色，请略于色，不贵之也。”（《汉书•李寻传》引文注）这是李教授所说的“最坏”的解释——不重视“色”。

清代的人对这句话的诠释孓然不同。例如梁章钜从《四书集注》看出朱熹说“四者皆人伦之大者”，但一般诠释子夏的话却只有“事父、事君、交朋友”，所以“贤贤易色”应该是说夫妇之间的伦理，即“娶妻重徳不重色”。（《论语集注旁证》）

其他如陈祖范的“此主夫妇一伦言……在妇为嫁德不嫁容，在夫为好德非好色也”（《经咫》），宋翔凤的“阳湖刘申受谓‘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此‘贤贤易色’指夫妇之切证”（《朴学斋札记》），刘逢禄的“贤贤者，同德也。……六经之道，造端乎夫妇”（《论语述何》），都力证“贤贤易色”要说的是夫妇的伦理。

“五伦”的概念（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迟至孟子时才确定，但这不等于说孔子时代就不讲五伦。周朝已是父系社会，家庭中夫妇的关系已固定下来，因此在论及父母与子女之间乃至兄弟之间的关系之前，当会先论夫妻关系。

清末民初的康有为解释这句话时说：“此为明人伦而发。人道始于夫妇，夫妇牉合之久，所贵在德。以贤为贤，言择配之始，当以好德易其好色。盖色衰则爱弛，而夫妇道苦；惟好德乃可久书！”（《论语注》）虽说这也是“经世致用”之言，但其本意应该更贴近子夏的话语。

杨伯竣的说法是：“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侍奉爹娘，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能豁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贤贤，说话诚实守信。”（《论语译注》）“最坏”的理解恐怕是最贴近原典的理解。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04/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