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蜜果,糖蜜果的家常做法

孝妇河，古称袁水，又名笼水，发源于颜神（今博山）禹王山、青石关、岳阳山一线。经淄川，会明水，经长山（今周村境），新城（今桓台）入小清河注入渤海。孝妇河流经地，多在旧颜神、淄川、长山、新城境，今大半淄博市域。

川流不息的孝妇河，孕育了两岸的繁荣。明、清时期社会较为稳定，经济繁荣、人才辈出。博山、淄川、长山（周村）、新城（桓台）出了进士、举人872人。其中的孙庭铨、赵执信、毕自严、高珩、王象乾、王士祯等，修身治国、廉洁勤政、直言上书、爱国孝民的宦迹，至今广为流传。

另外还有蒲松龄、孙宝仍、唐梦赉、刘德培等2000多名孝妇河流域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共同演绎了灿烂的孝妇河文明。

孝妇河发源地-博山，地处山东中部，博山城区在历史上长期属于淄川县，先是称颜神店，金代改称为颜神镇，与金岭、张店同为淄川县三大镇。《金史》卷二五《地理志》记载淄川有三镇:“金岭、张店、颜神店”。元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颜神设镇，改属于益都路益都县。到清朝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博山首次设立县的建制，取名于城区东南方的博山，始叫“博山县”，县址就设在颜神。雍正《山东通志》卷九开始有博山县的记载：“颜神店镇即县治，以颜文姜神祠得名。”

（一）

博山这座古老的山城,地下矿藏资源丰富,尤其是煤炭。独特的地域条件和厚重的历史文化,产生了独特的煤炭业、陶瓷业、琉璃业等工业产业，带动了当地的美食发展，因而早年间山东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吃好饭,围着博山转。”

博山菜历史悠久,在鲁菜菜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鲁菜四大分支之一。早在数百年前,博山城就是商贾云集的地方,尤其是西冶街以东,商号鳞次栉比,店铺争奇斗妍。街道上车水马龙,客商摩肩接踵。繁盛的商业文化背后,是那些默默劳作的工匠们。他们守着“八卦炉”里燃起的熊熊烈火,在制作各种精巧的工艺品同时,利用窑炉的余热,琢磨着烹制各种食物,形成了独具地方风味的博山饭菜。到了明、清两代,创立了“山东博山菜”的品牌,从而确立了博山菜在鲁菜中的高企地位。博山是淄博的饮食文化中心，也因博山菜而获得“中国鲁菜名城““中国鲁菜烹饪之乡”“中国鲁菜发源地”等称号。

博山饮食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经过世代厨者的薪火相传，相互借鉴，学习交流，博采众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博山菜”品牌。博山菜以其做工精细，色、香、味、形、意、器俱佳，内涵丰富而誉满齐鲁大地，称为鲁菜五大派之一。在博山，有“家家半把刀”的说法，意思是，只要是博山人，不管他是不是厨师，都能拿得起菜刀做几样地道拿手的博山菜，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人文基础，博山菜的名声在外。目前，博山已拥有34道中国名菜，13道中国名点，有17个中华名小吃，47个山东名小吃，其中，博山豆腐箱、博山香酥牛肉干、石蛤蟆水饺、聚乐村“四四席”（主题特色宴）荣获山东省“到山东不可不吃的100种美食”，清梅居香酥牛肉干手工技艺被批准公布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山餐饮业是博山饮食文化的辉煌结晶。自清代以来，同盛酒店、惟和酒店、裕成馆、海同春酒馆、苏家馆（双盛居）、春和园、永盛馆、公和馆、同心居、荆山村、一品居等知名菜馆先后立业，成为博山餐饮业的烹饪前驱。

（二）

煤炭、陶瓷、琉璃的发展，使当时的颜神镇经济发达，市面繁荣，民生殷实，所能征缴到的赋税钱粮自然亦丰厚。史籍有“视下邑不啻倍之”的记录。一个镇缴的税竟是当时下等的县城一倍以上，可见经济发达的程度非同一般。经济的发达给民众们创造了众多的就业谋生机会，百姓们的生活也随之殷实富足起来，人们对日常饮食和宴请宾客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博山精美的陶瓷、琉璃产品吸引了海内外客商，天南海北的客人来到博山，因为兜里有银子，所以他们对餐饮服务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博山餐饮业的发展。

清朝初年，为了给宫廷制造御用器物，清廷成立了养心殿造办处，其中设有琉璃作坊，从博山征调能工巧匠进京服役，几乎延续整个清朝的两百多年。在清廷造办处的工匠役满返回乡里，相继把京都的一些菜肴和烹饪技艺带回家乡，与当地的制作方法相融合，成为博山菜丰富发展的因素。由于当年京城的菜式主要以鲁菜为主，其技艺与博山相近似，使博山地方菜肴的制作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菜肴品味大大提升。后来，博山籍朝廷高官孙廷铨、赵执信等人由于久居京城，大小应酬频繁，大馆子、大饭庄的菜肴品过、吃过，可谓见多识广。他们离任回归故里后，也就自然把宫廷菜、官府菜、京都大馆子的烹饪方法回了博山，极大地丰富了博山菜的内涵。从20世纪60年代博山地方饮食行业整理刻印的《博山菜谱》记载的菜式看，明显融合了山东各地及京津等外地的烹饪经验和菜品制作，使博山菜得以丰富发展，并逐渐成为菜式体系。

早在350多年前，著名乡贤孙庭铨（1613-1674）在其《颜山杂记》瓷器篇中云：“生人之道，始于饮食，饮食天下之大欲也。则饮食之器，天下之大用也。”可见，博山人不仅讲究饮食之道，饮食器具也十分讲究。陶瓷器皿在人们饮食中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早点小吃到正桌大餐，从餐具的使用上就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生活水平和饮食文化的地方特色。

孙庭铨辞官回乡后，其长子孙宝仍被清廷恩授为光禄寺署正（光禄寺，明清两代掌管朝廷祭祀、筵席及宫中膳羞的机构。），他后来带给家乡的是一种京味文化，是一种来自京城的、新鲜的饮食文化。

博山餐饮业流行的“四四席”，是齐鲁饮食文化中的一个闪光点。聚乐村饭庄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宴席的发展，把博山“四四席”推向了更完美的境界，从而形成了博山独有的宴席风貌。

尤其是博山“四四席”规制中常把海参、鱼翅作为筵席的标志，大件中用海参的席叫“海参席”，用鱼翅的叫“鱼翅席”，这是清时期北方大席的通用模式，而博山餐饮一直将其保持传承下来。《清稗类钞·饮食类》所载“宴会之筵席”曾明确讲述：“俗以宴客为肆筵设席者……就其主要品而书之，曰烧烤席，曰燕菜席，曰鱼翅席，曰鱼唇席，曰海参席，曰蛏干席，曰三丝席等是也。”其中的“海参席”和“鱼翅席”属于高档次宴席。这充分说明，早在清朝，博山餐饮就曾步入全国餐饮业的高端范围，这得益于博山地区文脉发展的坚实基础。

遗憾的是，有关博山饮食的历史记载，史籍寡言缺载，但这并不能抹杀博山美食的光环。从近百年的传承来看，博山饮食，品类丰富，深入民间，流传广泛。依旧盛行于今的博山酥锅、博山烤肉、博山炸肉等烹饪成果，以及家喻户晓的名吃如博山豆腐箱、石蛤蟆水饺等，都带有历史的痕迹。只可惜，由于历史记载的缺漏，博山的饮食业没有像当地其它行业那样光耀于历史典籍，而只是流行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博山文脉与饮食文化传承 王赛时）

（三）

孝妇河往北二十几公里便是淄川。淄川，位于孝妇河中游。淄川之地，夏商为青州之域，秦属齐郡。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在此设般阳县，因城南濒临般河而得名。南北朝·元嘉五年(公元428 年)改为贝丘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取名淄川县，因濒临淄水而名。《括地志》云:"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

淄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明、清时期社会较为稳定，经济繁荣，才人辈出。这个时期，淄川县共出了进士、举人267人。其中，张至发、毕自严、高珩等朝廷高官和一大批文化名人唐梦赉、蒲松龄等，都曾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这些人物大都成长在名门望族之中，封官加爵后，其日常生活自然更优于普通百姓。

据资料记载: 明朝米价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后基本上一两银子可以购大米二石。《明史·食货二》：“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4公斤，而明代规定的官禄，正一品每月俸米87石，七品县令每月7石，清初官员俸给比明代调高，一品官每月银180两，七品县令45两，雍正时期在官俸外另加养廉银，一品官每月平均2,000两左右，县令平均每月150两。而此时期，“维持一个三四口人的农家生活，一年至少需要20两银子。”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官员们的居家生活水平要比普通百姓强了若干倍。虽然难比皇亲国戚，但这些名门望族日常迎来送往、逢年过节的宴请接待一定是少不了，也是有能力负担的。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发现这些家族详细的有关饮食宴筵的历史记载，史籍寡言缺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名人和个别在异地为官的名人，却对此做了大量的、详细的记录。

蒲松龄就是这些人物中的杰出代表。蒲松龄（1640-1751）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清代杰出文学家，饮誉世界的优秀短篇小说家。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汉族。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辗转于本县缙绅之家，或做童蒙师，或代抄文稿，以养家糊口。康熙十八年（1679）进入本县西铺村毕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2年，直至1709年方撤帐归家。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他一生笔耕不辍，不仅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还用当地方言土语和民间曲调，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俚曲，寓教于乐。另一方面又为方便民众识字、种田、养蚕、医药，编写了《日用俗字》《历字文》《农桑经》《药崇书》等文化、技术普及读物。

《日用俗字》本来是教童蒙的杂字书，是流行的众多杂字书中之一种，较诸他种杂字书，《日用杂字》所收字数应该是现知最多的一个。此书共31类，它保存了康熙年间淄川地区方言俗读、俗字、风俗材料，是地方志的缩本，民情之实录。在“饮食章”中蒲松龄记录了近四十种食物特点及其制作要点，虽然写到了“驼峰熊掌称佳味，猴头燕窝待贵官”但其余所写都是日常平民的生活饮食，多数也是今天常食之物。书中指出了饮食烹调五味要周全的重要性。接着讲到烹任术,有”肿膀(即肘)烂烧加醋酱,头蹄镊刷始烹煎。”这是关于制作“锅烧肘子”“红烧头蹄”的见解。“北地而今兴揠果，无物不可用糖粘“由此可得出结论，山东便是甜食“拔丝菜”的发祥地。“姜加肚子椒加肺,横切白肠竖切肝。更把肥腋吻(忽)作块,还将瘦肉剁为丸。”“皮鲜切细掠堪用,肉脯还须烙(读枯)熔(读察)烂。”“清水洗刷鱼脏肚,汁汤浓煮鳖裙祸。”这是关于刀工与选料的要求。在面食制作方面,《饮食章》记述得更详。从磨麦取粉到制作馒头、油卷、烧麦、扁食、蛤铬等品种都一一写明。还提到了烧麦、包子、饺子、糖食酥饼、青梅果脯、金华火腿、高邮变蛋（变蛋，为淄博方言，乃是松花蛋）。蒲松龄，这位闻名世界的文学大师，不论是名气还是成就，都远在富豪榜上的作家之上。然而他的生活待遇，却跟那些富豪作家有天壤之别。

他一生勤于耕耘却志不得伸，一直居于社会底层，靠在家乡私塾教书为生，生活十分贫困。当时，一个私塾先生一年的“工资”只有8两银子，而维持一个三四口人的农家生活一年至少需要20两银子。也就是说，蒲松龄教私塾的“基本工资”，还维持不了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其贫穷情况可想而知。对此，他在《除日祭穷神文》一文中自嘲道：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黏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蒲松龄这样写，并非夸大其词。我们从他的诗文中，也可以窥见他平日的生活境况。他的一篇《煎饼赋》，把煎饼写得那样生动传神，这正是他平时跟穷人的主食煎饼须臾不离的结果；他在《日用俗字》中写的“地环脆比银丝菜，芽白菜像擘蓝英。瓜齑略腌便可吃，豆豉久罨始能成”等诗句，正说明他家平常所食都是些极普通的菜蔬和自腌的咸菜。由于他家平时难见荤腥，所以见到市上卖的青鱼他也眼馋：“虽然烹饪不尽致，俭吻一见流清涎。二月初来价腾贵，妄意馋嚼非所暨。”（《青鱼行》）虽然那青鱼烹调得并不精致，但看到后仍然馋得直流口水。这鱼在二月初上市实在太贵了，想吃它哪有钱呢？

　　限于地位和身份，蒲松龄到过的地方不多。只有离家乡200多里的省会济南，是他常去的地方。尤其中年以后，他因游学、应试等事，常到济南小住。但在济南期间，生活依旧十分俭朴。他在《客邸晨炊》一诗中写道：“大明湖上就烟霞，茆屋三椽赁作家。粟米汲泉炊白粥，园蔬登俎带黄花。罹荒幸不沟渠转，充腹敢求脍炙嘉。余酒半壶堪数醉，青帘虽近不曾赊”。

　　从诗中看出，他到济南常租住在大明湖边的三间小草房里，自己动手做饭。早饭是小米粥加两碟咸菜，中餐晚餐也是省了又省，半瓶剩酒还要留着喝好几次。虽然近处就有酒馆，但兜里缺钱，不敢去赊酒喝。他自认为灾荒之年没葬身沟壑已属万幸，能有这样的生活就不错了，哪还敢指望吃美味佳肴？

当然，蒲松龄也有亲戚朋友，也有人情往来，有时也需要应酬。但因条件所限，他请客吃饭也非常节俭。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蒲家来了几位朋友。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六文钱。他的妻子刘氏犯了难，蒲松龄却说好办好办，如此这般……他让刘氏用两文钱买韭菜一把，两文钱买豆腐渣一团，再用两文钱买冬瓜一个；还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柳叶，从鸡窝里掏出两个鲜鸡蛋……菜做好后，刘氏每端上一道菜，蒲松龄都先报出菜名：　　第一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面铺着两个蛋黄，他说这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第二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儿蛋白，他说这是“一行白鹭上青天”；　　第三道菜是清炒豆腐渣，他说这是“窗含西岭千秋雪”；　　第四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刻的小船，他说这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朋友们饶有兴味地边听边吃，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在这里，他们不但吃到从未吃过的“美味”，还受到诗的陶冶，走进美的意境，生发丰富的想象……这是从那些喧嚣浮华的酒肉宴席上永远也无法得到的，怎能不交口称赞？（齐鲁晚报 戴永夏）

再如百姓们用以充饥的煎饼，在他的笔下有了神韵“煎饼之制，何代斯与？溲含米豆，磨如胶饧。扒须雨歧之势，鏊为鼎足之形之，掬瓦盆之一勺。经火烙而滂淜，乃急手而左旋，如磨上蚁行。黄白忽变。斯须而成。“卒律葛答”，乘此热铛，一翻手而覆手，作十百于俄顷，圆如望月，大如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此煎饼之定制也。若易之以荍屑，则如秋练之辉腾，难之以蜀黍，又如西山日落，返照而霞横。夹以脂虞相半之豚膏，浸以肥腻不二之鸡羹晨一饱而远幕，腹殷然其雷鸣。备老饕之一啖，亦可以鼓腹而延生。若夫经宿冷毳，尚须烹调。或拭鹅脂，或假豘膏，三五重叠，炙烤成焦，味松酥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更有层层卷折，断以厨力，纵横历乱，绝似冷淘。汤合盐豉，末锉兰椒，鼎中水沸，零落金绦。时霜寒而冷冻，佐小啜于凌朝，额涔涔而欲汗，胜金帐之饮羊羔。耐于东人连蹇，奇荒相继，豆落南山，拟于殊粒。穷惨澹之经营，生凶荒之妙制，采绿叶尔椒榆，渍浓液以难治，带叶烟而来，色柔华而苍翠。野老于此，效得酱于仲尼，信缩葱于侯氏，朵只头，据墙次，咤咤枨枨，鲸吞任意，左持巨卷，右拾遗坠，方且笑锅底饭之不伦，讶五侯鲭之过费。有锦衣公子，过而美之曰：“愿以我鼎之所烹，博尔手中之所遗，其可乎？”野老怃然，掉头不易。

昔日贫民充饥之物，如今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宴席上的养生珍品，大概也得益于蒲老先生的广日告知吧！

（四）

孝妇河继续北行，经周村进入桓台。

孝妇河下游的桓台县，也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素有北方的“鱼米之乡”之称。早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就出现了人类文明。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置新城县。1914年易名耏水县，旋改桓台县。因境内有齐桓公戏马台而名。发源于博山的孝妇河，经过博山、淄川、张店汇入桓台马踏湖。它与乌河、猪龙河汇流于此，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马踏湖最早叫平州。春秋时期称少海。传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湖区东侧的会城，重兵陈列，马踏地低，故名马踏湖，又名会城湖。

明、清两朝，桓台前身新城县望族崛起，闻人辈出，文献极一时之盛。何成在《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文化研究》中指出，山东地区约60家官僚世家或名门望族，新城就占两家。而明、清两朝，桓台县先后出现了72名进士，这在封建社会农耕条件下对于家族兴起的意义可想而知。

桓台县这些进士的家庭，多为迁徙而来的移民之家。但是，他们的父祖辈耕读力田，通过科举，形成了崇学重儒的家族传统和社会风尚，实现了家族的梦想，甚至出现了新城王氏这样历经三百年而门第不坠的“齐鲁第一望族”，出现了王渔洋这样领袖一代风骚的诗学巨擘，不仅成为桓台文化的高峰，而且成为中华文化的高峰。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桓台丰饶的物产。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特色蔬菜有细毛山药、实秆芹菜、四色韭黄，湖区盛产白莲藕、金丝鸭蛋、鳝鱼。马踏湖，素有"北国江南、鱼米之乡"誉称。盛产苇、蒲和苇蒲制品，畅销东营、潍坊、烟台、济南、滨州等市，长毛山药、白莲藕、金丝鸭蛋曾是进京的贡品。

从明朝起，菰米作为主食基本被淘汰，麻子也改为榨油，豆料不再当饭而是做菜。面成了北方的口粮，马铃薯，甘薯，蔬菜作为老百姓的主要菜肴，种植业达到空前的水准。人工饲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明代初期的宫廷饮食虽也继承了唐、宋两朝，朱元璋却提出“筵不尚华”的主张，身为开国之君，他的吃喝也经常是青菜、豆腐、红烧肉。上崇尚节俭，下亦效仿之。有的大臣用菜粥招待朝廷使者，菜不过五样。请朋友吃饭，席间只有一肉，外加腌菜一道，或者杀只鸡，买三四样鱼肉。就是有些地方大员，每天所食，不过猪肉一斤，豆腐两块，蔬菜一把。而民间人家宴会，更是简单，几盘水果、数碟菜肴就行了，除非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新媳妇过门，才添些虾蟹水产。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朝廷的腐败，到明中叶，朴素的社会主流作风烟消云散。宫廷中的豆腐已不用黄豆，而以百鸟脑酿成，一盘费鸟近千只，奢侈至极。大臣设宴摆席，花费更是高达千金。民间最寻常的宴会，也要十几道菜，富户请客，更是有荤有素，山珍配海味，还要买些地方名产。当时，士大夫一层设宴，一般要准备几天，采购许多美食，才能发请柬，饭菜不丰盛，事后会有人骂小气的。至于餐具，金银也不再被视为珍贵之物，而以玉器为尊。大量的名庖被纳入达官巨贾的家厨中，彼此争妍竞秀，相融相长，逐渐自成一格，中国菜系的雏形，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

当年的新城县（今桓台）是江北的鱼米之乡，名门望族、富庶人家众多，不少人在京城朝廷担任高官。明、清时期仅新城王氏家族就出了30名进士、50名举人。除新城王氏家族外，还出现了另一大家族——新城耿氏家族。清朝后期耿氏就成为新城最有实力的家族，耿氏家族重学崇儒、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多位族人为官，其家族共出了7名进士。

当年，这些大宅门里迎来送往的活动肯定不少，家宴的奢华程度虽然无法与孔府家宴相比，但作为朝廷高官府上的接待档次一定很高。遗憾的是至今还没发现文字记载。

尽管新城文人辈出，但却极少有人敢象袁枚那样，把“吃饭”列在自己九大爱好之首，把读书列在最后。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豆腐煮得好，远胜燕窝；海菜若烧得不好，不如竹笋”，能 把“吃饭”上升为大雅学问，此时只恐袁子才了。

但最近有关清代饮食文献《食宪鸿秘》一书作者的争论，又把一代诗宗王渔洋推了出来。《食宪鸿秘.》一书一般认为写于雍正年间，全书共记载了430多道菜肴的制作方法，对清代后期饮食文献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食宪鸿秘》自成书以来，学术界对其作者就有相当多的争议。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此书为朱彝尊所写；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王渔洋所著；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有乾隆时期人所伪作。争论尚在进行中，我们也无法判断究竟谁为其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渔洋的著作里的确涉猎过此领域。而且在他为官的扬州，有人追踪寻源开发出了“王渔洋家宴”。

王渔洋，本名王士祯，别称王士禛、王士正，号渔洋山人。王渔洋出身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布政使。崇祯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1634年9月17日) ，王士祯出生于豫省官舍，祖父呼之小名"豫孙"。娶山东邹平张延登之孙女为妻。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补殿试，三甲三十六名进士。顺治十六年(1659年)，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康熙帝召见，"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康熙皇帝还下诏要王士祯进呈诗稿，王士祯遂选录300篇诗作进奉，定名《御览集》。后升礼部主事、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王五案失察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王士祯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精华录训篆》、《蚕尾集》等数十种。

王渔洋的著作里，记录了很多饮食方面的事。

他在《历下银丝鲊》中写道：“金盘错落雪花飞，细缕银丝妙入微。欲析朝酲香满席，虞家鲭鲊尚方稀。”赞美历下（济南）银丝鲊烹饪的精细。

再就是王渔洋记载其父王与敕御史告归故里居住时，有一位巡按来访，他们宴请这位巡按，“鬻饭腥蔬不过十 簋 或少益糖蜜果饵；海味之属进子鹅，必去其首尾，以鸡首尾盖之，曰御史无食鹅例也”。因为在明朝前期的食品以鹅为贵，所以明太祖有定制，限制御史不得食鹅。”（明清文人的品味演化与延续 巫仁恕）由此可知，此时王家筵席接待的豪华程度于此可见一斑。鹅贵重且御史不得食，那就“鸡冠鹅戴”，家厨技艺也非同一般。

他在《居易录》《居易续读》中写道：近京师筵席多尚异味，予酒次戏占绝句云“滦稷黄羊满玉盘，莱鸡紫蟹等闲看。不如随分闲茶饭，醇酒求送卫视难”。常亿前辈有诗云：“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五）

明、清时期，从上到下讲究吃喝蔚然成风，催生出许多美食家，他们不仅精于品尝和烹饪，也善于总结烹调的理论和技艺，形成文字，享誉一时，撰写饮食论著被士林视为风雅，许多大名士也不能免俗。一时间，明、清食品在文字的世界中清香四溢。但遗憾的是，作为鲁菜发源地之一的博山，曾产生过孙庭铨、赵执信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但却鲜有博山饮食的文字记载。难怪在第16届博山美食节上，山东省社科院教授王赛时曾调侃过：博山出了如此多的文化大家，却没有人把博山菜记录下来，究其原因，大概就像今天的文人们不愿在饮食文化方面下功夫那样，因为最终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缘故吧！

建国前，鲁菜被称为山东菜，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时任商业部长姚依林的号召下，中国的四大菜系才被正式定型，山东菜也被正式称为鲁菜。按理说，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博山菜（也包含淄川、周村、桓台、张店菜）应该理所当然的成为鲁菜的重要要组成部分，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难以言表的原因，博山菜被边缘化了，博山菜成了异类。这不仅仅是博山的痛，也是淄博的痛，甚至是鲁中地区的痛。

痛定思痛，我们不能只翻历史旧账，纠结在既往的酸甜苦辣中，应该积极的态度，扎扎实实的做好每一项工作，上(政府领导)下(业内人士)一条心，共同努力。拿出点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的的精神，还原博山饮食文化的真实面貌。

如今我们赶上了盛世修志的好时候，不能再无所作为了。最近，一位对博山饮食文化颇有见的年轻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博山菜被中国食文化协会认定授予中国鲁菜发源地 我们当地饮食从业者业界领袖可千万不能固步自封、以为天下第一了，一再自夸后果只是被人家所远远抛弃于后”话虽尖刻了一些，但有道理。想当年，我们就是因为过于自负，本是发源地之一的博山菜被人为的排除在“鲁菜家族”之外。看看过去各种媒体对鲁菜组成的阐述，让人寒心。不能再固步自封了。真心希望有识之士把咱们博山的饮食文化史如实地写出来，让子孙后代们都了解这段历史事实，知道前辈人为了今天是怎么做的，以启迪、激励后人们把这项事业做得更加美好！

作者：史宏伟，原淄博电视台副台长、副书记，高级记者

【本文选自美食博山 特此感谢原作者】